一位姓李的月嫂告诉记者，她是广州一家规模达数千人的家政公司“服务员”，工作由公司安排，收入也由雇主先交给公司再发到手中，然而，她得到的只是一纸家政公司是中介的协议，无缘各种社保。她也曾咨询过有关部门，答复是：目前家政工与雇主是雇佣关系，不属于《劳动法》调整，家政公司只是“中介”，此举并未违法。

　　有法律界人士分析，这主要源于《劳动法》规定：“企业、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，适用本法。国家机关、事业组织、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，依照本法执行。”由此，近年不断涌现的直销员、保险从业员、送奶工等新用工方式，同样难受《劳动法》保护。

　　有心的读者还记得，本报复刊之初有关“星期六工程师”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报道，曾引起巨大反响，然而时隔20余年，“兼职”仍是灰色地带，发生工伤、拖欠工资等纠纷时争议很多。原因是，《劳动法》仅规定：“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，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”，结果在实践上就推导出，“法律禁止劳动者与多个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”。这不能不让寄望于“炒更”帮补家计的低收入劳动者不平。

　　老同志退休后“发挥余热”，现在普遍得很，但一旦与用人单位发生纠纷，维权也不易。本来，《劳动法》只是禁止童工，并未禁止老年人工作，但让人称奇的是，由于无明文，现在一些部门还常常引用上世纪70年代的规定（《国发〔1978〕104号关于工人退休、退职的暂行办法》），认定“用人单位使用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，不属建立劳动关系的对象。”

　　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黄铁苗尖锐地指出，1995年开始实施的《劳动法》，实际脱胎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之际，已难适应目前越来越复杂的用工关系，亟待完善！

　　广州市一位劳动关系专家说，“洋快餐”用工事件确实引发了思考。即使《劳动法》一时难以修改，也应及早出台配套措施，对学生兼职、家政服务、第二职业、“发挥余热”等矛盾较突出的问题予以规范，以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。